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尾
有一年夏天，安徽寿县老城修路时挖出一块残碑，石头已经风化得厉害，只能辨出几个字：“□□府通房□□之墓”。
碑文不全，名字模糊，连生卒年都没有，连姓氏都不知。
但就是这么一块不起眼的东西，在地方志办公室那头放了整整三天没人敢处理。
谁也不是没见过墓碑，可碑上那两个字——“通房”——让人不由得多想了一层。
这事儿说起来，有些沉重。
通房丫鬟这个身份，最早能追溯到唐代，但在明清两代最为常见。
说白了，就是富贵人家里那种“贴身”的丫头。
贴身到什么程度？住得离主人近，干的活儿也不只是铺床叠被，白天伺候起居，晚上……就不多说了。
可问题是，她们既不是妾，也不是奴，地位很尴尬。
更准确地说，是在“人”和“物”之间徘徊的角色。
有时候被当成女人看，有时候就是一件家具。
这听起来像小说情节，但在很多地方志和家谱里，都能找到蛛丝马迹。
比如《徽州府志》里记过，黟县某盐商家“纳通房三人，皆家生女，年十三至十五，居内侧屋”。“内侧屋”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主屋，不是厢房，是主人卧房旁边的小屋，方便随时召唤。
那时候人讲究“不动声色”，但这安排已经很清楚。
那会儿的通房丫鬟，很多是“家生子”。
也就是说，她们的父母本来就是府里的下人，孩子一出生就注定了命运。
还有的，是因为家里穷，父母把她们“送”进大户人家。
送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，纸契一签，就是一辈子。
有一份清代《吴氏家谱》记载，“庚子年购一女，名阿巧，年十四，供内用”。“供内用”，这几个字特别冷。
什么意思谁都懂，但写得含蓄又残忍。
十四岁，还是个孩子。
那时候，南方经济好，像扬州、苏州、杭州这些地方，大户人家多，通房丫鬟也多。
北方相对少一些，但地位更低。
有的地方甚至连丫鬟都不让进厅堂，只准待在下人房。
可通房因为要“贴身”，反而有了点特殊身份。
可惜这点“特殊”，不是好事。
苏州城外的一个老宅子拆迁时，发现一口废井，井边有几块碎瓷器和一只小铜镜，旁边还压着块写着“喜儿”的布角。
当地文物所查了旧档，发现这宅子原主人是林氏盐商，家中确有一名通房丫鬟，名叫喜儿，后“病卒于内”。
什么病？不详。
可那口井，早年间据说“有女孩跳过”。
这事儿有没有联系没人敢说，但档案上“病卒”两个字，太轻飘了。
通房丫鬟的生活，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隙。
早上天还没亮，就要起来烧水、送毛巾、准备主人的服饰。
白天跟着主母进出，晚上还得照应老爷的起居。
有时候还要给主母洗贴身衣物，清理月事用的布条。
冬天水冷得像刀割，夏天臭气熏天，干完这些活儿，人都快散架了。
更让人难堪的是，她们还得清理便桶。
那会儿没有抽水马桶，富贵人家用的是夜壶、痰盂。
通房丫鬟负责清理这些脏物，刷洗干净后还得放回原位，动作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。
弄不好，轻则挨骂，重了就是一顿打。
晚上的活儿更不说了。
有的丫鬟被叫到主人的房里，主母还得亲自“安排”，据说是为了“监视”。
这种事，在《清稗类钞》里也提过，说有位道员家中，“以通房为妾，主妇不悦，故每夜遣老妈子监于旁”。
这不是小说，是实事。
很多通房丫鬟干几年就被“处理”掉了。
有些年纪大了力气不够了，有些是主人“腻了”，还有些，是正妻看不过眼，直接“卖出”。
所谓“卖出”，就是重新上市场，贴个新价。
有时候，价钱还不如一只狗。
有一份《广州府典籍》中写道：“己亥年，某家出卖女仆二人，其一为通房，年十八，价仅银九两”。
九两银子，在清末顶多够普通人家吃三个月。
当然，也有极个别的“幸运儿”。
清宫档案里，慈禧太后早年就是通房出身，后来一步步走到最高位。
可那种成功，是踩着无数人的命换来的，普通人根本没机会。
更现实的是，大多数通房丫鬟连个名字都没留下。
《红楼梦》里的袭人、晴雯，虽然也是通房，可那毕竟是小说。
曹雪芹笔下还给了她们情感、尊严、反抗和悲剧的美感。
现实中，大多数人连“悲剧”的资格都没有，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耗尽了一生。
常有人说，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是“温情脉脉”的，可看看这些通房丫鬟的故事，就知道那温情是有选择的。
对一部分人来说是礼教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，是枷锁。
那块残碑后来被送去了当地文保所，工作人员做了清洗和拓印。
可惜，字迹太淡，连个完整的名字都复原不了。
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这样叫过。
参考资料：
马非百主编，《清稗类钞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。
李长莉，《徽州社会与文化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。
余英时，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7年。
上海图书馆编，《明清妇女生活史料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
计东主编，《晚清社会档案》，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0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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